张卫平 回忆父亲张三慧(上)

回忆父亲张三慧(上)

         --兼记大动荡时代的两辈知识分子

作者:张卫平

父亲一生追求第一。成也于斯,败也于斯 ……

一.

缘起

今年(2012年)五月初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州府凤凰城偶遇正在美国公干的母校校友会总干事郭樑先生。郭老师提到他主持清华校友会十年以来,一直潜心研究成功校友的成功之路,以期对学校育人的大政提供借鉴。我好奇地问到,您的结论为何,什么是成功校友的不二法门?他说,大量数据表明,成功并不总是青睐条件或机会最好的学生。机会太多时反而可能失去焦点。成功者最显著的特点是能持之以恒。一句话:坐得住。先父一介书生,一辈子在大学和中学里教普通物理。但他在我心目中是大成功者。父亲的成功,为郭老师的结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注脚。

父亲张三慧(清华大学1951级校友,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于今年1月9日在清华大学校医院逝世。终年八十二岁。父亲于2009年查出尿管癌,后转移肾脏,又腹腔,最后至骨,逾三年。父亲晚至2011年春还写文章投稿《大学物理》。2011年11月,病情急转直下。所幸父亲昏迷至不治只有几周时间,辅之近年来医学止痛手段和实施概念的长足进步,他受病魔煎熬应属不剧。此乃不幸之万幸。

父亲对清华感情极深,在清华园读书、教书六十余年,所著教科书印行数百万册,学生散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父亲辞世快一年了,写点东西的想法每每萦绕心头。除了表达自己的怀念,也觉得是义务所在,对他的学生有个交代。同在凤凰城,也见到刚刚退任的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教授。顾校长在父亲弥留之际曾到医院探望并一清早赶来参加追思仪式。我借机再次向他表示感谢。他说:张先生“德高望重。”顾校长是父亲的学生,评价难免溢美。但与他和郭老师的一席谈话,催生了动笔。

二.

家乡 大家庭

父亲是河南巩县(今巩义市)人,1929年出生在县城以南十几里地的水地河村。巩县地处豫中偏北,恰位于郑州、洛阳两市中间。县志载,巩县历史可上溯至远古,境内有裴李岗、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址。西周、春秋时为巩伯国,初见“巩”字。战国时称东周。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置巩县,以“山河四塞、巩固不拔”得“巩”字入地名。历代遂沿袭此名,越两千年。

巩县北依嵩山,南毗黄河,中州文化底蕴深厚,是文化名人如诗圣杜甫和豫剧第一人常香玉的故乡。北宋的九个皇帝,除微、钦二帝被金兵虏去死于五国城外,全部葬于巩县。市内有国家文物保护古迹“北宋皇陵”。巩县属丘陵半山地貌,耕地、水资源丰富,有大量煤和铝矾土矿藏,辅之人民勤劳,是河南省唯一跻身全国五十强县域经济的县,列第三十九名。在河南是富庶之乡。

我的高祖(祖父的祖父)张乃昇早年由同县的石灰务村一筐一担讨荒来到水地河。到我祖父一辈,昆仲四人。兄弟们大排行,大家庭一起过,所以我有四个爷爷。老大曾在家主事,耕田养殖,但壮年夭折。老二经营杂货铺,顾客是远近的邻里村民。老三办一个家庭作坊,做“鹰”牌粉笔,远销洛阳甚至西安。听父亲说,三爷爷手巧,曾把家里磨面时用的箩(用来将麸子和细面分开的滤网)由手动改为脚动。后来又利用家门口河道丈高的瀑布,设计制造了一架水车,用其动力既磨面又摇箩,大大减轻了家里女人们的劳作辛苦。

及至1949年,大家庭除全家参与劳作外,雇用一个长工。有八十亩地,三处房宅。时新中国成立,推崇阶级斗争。土改中大家庭成份定为地主。露磨难端倪。

祖父

先祖父张合志,字鹏远(1897-1978)。祖父是家中的四弟,老幺。早年毕业于保定高师生物系。祖父高寿,除生命的后二十二年陷逆境身不由己,一生从事教育。他年年将在外教书所得寄给在家乡持家的三哥。这些现金来源,除了供第二,三代子孙念书,还置买田地和建窑洞。因丘陵地貌所致,巩县的百姓居所曾以窑洞为主。我1983年携新婚妻子回老家“认门”,住过祖父留下的旧窑洞。时值盛夏,窑洞内凉爽宜人。据说冬天则很暖和。窑洞现在已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一大家人辛勤劳作,辅之祖父在外执教,挣得家境小康,是道地的耕读之家,在当时的乡里邻里颇受尊重和欣羡。

父亲的外祖父也是巩县人,邻乡,做实业。经营几家煤矿和矿灯厂,是当时巩县知名的资本家。

听父辈回忆,祖父早年在家乡是新派人物,提倡剪辫子,禁烟,反对缠足。我祖母的一双大脚就是他力行“放足”的功绩。他从来不迷信。听大堂姐讲,他曾把家里的土地神龛扔到河里。当时家里有一个姑姑在生病。恰在这时不治病亡。邻里议论纷纷,他却全无后悔。认为疾病不治乃科学进展不足之过,与神龛无关。这位大堂姐还讲了一件趣事,多少反映了旧时乡间的习俗。她是二爷爷的孙女,只比父亲小几天。当年乡间生孩子,都要向娘家送礼报喜。她说我父亲的姥姥家收到是半扇猪,因为得是个男丁。而她的姥姥家却只收到“那么窄窄的一条猪肉!”

1922年,祖父大学毕业。先在安阳教中学两年,后受聘著名的保定私立育德中学教生物,前后凡十八年。据父亲回忆,是育德教师中的“三杰之一” 。1937年,日本侵占华北,大批学生流亡内地。为保护青年和教师,国民政府首在河南建立流亡学生收容站,继在各地成立官费国中几十所。育德师生避倭寇祸南迁至河南内乡县西峡口镇,成为第一国立中学的一分校,由私立改公立。祖父随校迁豫后继续在国立一中教书。1942年,三爷爷染病,不能持家,祖父为协同照顾大家庭,离开育德返巩县家乡。回乡后,受乡里委托,接办巩县私立大河-新心中学(后改名为新心中学),先后任副校长和校长。在任期间,他尽心操劳教育,除自己亲自授课,还延聘知名教师,为家乡培养了大批人才,对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雁过留声,1990年代出版的巩县县志教育篇载有“张合志”一节。

祖父常年在外,不问家里柴米,但家里所有父亲的同辈和下一辈兄弟姐妹上学至高中和师范毕业,都是他供给的。及至解放时,到我父亲这一辈,四家人二、三代十三个子女,除早夭的外,全是中学以上文化,有五个大学生。我母亲也是巩县人,出生在邻乡的读书人家。外祖父教小学多年。母亲和父亲的婚事很早就由双方父母约定。母亲未嫁之前先在祖父当校长的中学念书,后又考入祖父任教的农学院,一直读到大学毕业,之后来北京做了三十五年中学教师。大家庭里两代人(包括母亲)出了上十名教师,是祖父心血的结果,对张家可谓功德无量。

父亲1929年3月31日出生。在这样的诗书礼教家庭里度过了童年。

三.

小学启蒙

父亲自幼聪慧,7岁入初小接受启蒙教育,自此一生向学。据祖父讲,他幼时在麦场睡觉,一夜背会乘法九九表。孩提时油灯下祖父教的诸多儿歌,父亲八十岁时能一字不差地背出一首:“小小子,上南漥,刨个坑,种西瓜。先长叶,后开花,接着接了个大西瓜。小小子抱瓜回到家,爹吃着好,娘吃着好,小小子乐得笑哈哈。”巩县教育志记载,1941年全县小学生学术比赛,比赛项目含算术,国语,历史,地理,图画。县立第一高小获总分第一,“学生张三慧得‘学术优秀’奖章一枚”。同年,县里又举办儿童演讲比赛。评议结果:“第一高小学生张三慧获第一名。” 校长老师等大喜,祖父亦不免得意洋洋,云: 此子可教。

毕业近七十年后,后来成为清华教授的张三慧校友应小学母校之邀在当年校址给小学弟学妹们讲话 ,2006年父亲回忆录里记了一段险走麦城的故事。人少年得志,不免浮躁。高小毕业考试时,他没有认真准备,自然课一门考试实际不及格,通融后勉强通过,险些翻船,更遭老师几小时训诫。“自此,在学习上再未敢稍有松懈”。

徒步千里 避乱求学

1941年,父亲高小毕业,来到祖父执教的前育德中学,当时的国立一中一分校念初中(初22班)。1944年,父亲初中毕业,以年级第一名保送地处河南淅县西峡口的国立一中高中,入高25班。入学半年后,时值抗战末期,日寇图穷,疯狂西侵,豫中吃紧。不得已,学校西迁。老师学生每人发两个月的伙食费,自由结伴,背行囊徒步从豫西翻秦岭到西安,坐火车到宝鸡,再徒步二翻秦岭到汉中,最终到达陕西固城县东关的战时临时校址。不算火车的部分,徒步跋涉一千余里,跨月余,历尽千辛。年少不知愁,父亲回忆中对此段生活竟没有半分抱怨,只是感慨道:当时国难当头,国力维艰。但国民政府仍立足国家长远福祉,拨出可观教育经费,办国立大学如西南联大及遍布未沦陷各省的国立中学,免费供有志学子读书,为光复后重建国家培养可用之才,此诚大智慧也。

为避战乱,学生长途跋涉事在中国当代史里不幸时时重演。还有两起涉及父辈与父执。中国现代结构力学奠基人之一,哈佛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已故教授杨式德先生的公子是我的发小。他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提到抗战期间清华大学为避日寇,先由北京移长沙,再由长沙迁昆明加入西南联大。1938年春,由二百多学生老师组成的清华校史上著名的“步行团”,从长沙到昆明,徒步跋涉三千五百华里,遍尝艰苦,只为活命和求得一张宁静的课桌。杨先生是其中一员,留下一本珍贵的日记,用白描的笔法记叙了这一段悲壮的历史。

又台湾名作家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曾详细描述上万名河南和山东的中学生在国共战事的最后阶段,由豫、鲁至粤,转海南,再台湾,边走边学,流离颠沛几千里。十几岁的孩子,风餐露宿多少个月,读来令人扼腕。一九四九年,父亲在河南家乡的四哥中学尾声时人间蒸发,四十年渺无音讯,到一九九零年才自台湾返乡省亲。他再现家园时,他的“遗腹子”,我的堂兄,已经四十多岁了。我九十年代到台湾公干时去探望四伯。他讲是随中学同学一起跑到台湾的。我猜想是这支中学生流浪大军里的一员,可惜当时没有细问。但愿如此历史永不再现。

中学记事

中学的旧事父亲记得特别清楚。初二伊始,他忽发奇想,要在年度期终所有主科得满分。他暗自下了两学期的功夫,实现了目标。学长丁怀谦六十年后有诗为证:犹记六十年前事,门门功课百分至!我后来常拿此事教育我自己的儿子,年轻人订立一个令人兴奋的目标不难,贵在持之以恒地追求,成月,成年,乃至一生无休止地追求。

抗战期间,国家、学校皆逆境中,文娱生活贫乏。一副扑克牌弥足珍贵又十分难求。校长的公子是父亲的哥们儿(杨西岩叔叔,与父亲友谊一直持续了六十五年),一次邀他到家里玩。意外地收集到不少明信片。他拿回来在每一张的背面画上扑克牌的图案,又用桐油把它们油了一遍,就做成了一副可以乱真的扑克牌。同学好友玩起来不能释手。但同桌的同学李子英用晏子与公输般的故事(1)提醒他玩物可能丧志,打牌可能耽误学习并贻害同学。听到此话,父亲内心斗争了一番,终于把辛辛苦苦制作的心爱之物扔了,也算为同学“做了好事一桩”。我听了以后,后脊发凉,若换了我,绝无把牌扔掉的可能!

国难时温饱已属幸运,何况美餐。父亲的一件乐事和口福有关,好几次与我提到,可见印象深刻。好友李克威出身政府高官。一次寄钱来,哥几个当即上餐馆饕餮殆尽。至今年我回国专程看望李老先生。才知道李先生的父亲,国民政府的考试院委员,应儿子求,那次只寄来了五毛钱。大伙打了一次牙祭。联想政府高官怎么没钱,匪夷所思。两袖清风,可为解释。
父亲直到1980年代没出过国。中学毕业四十年后,在清华以推广英文教材和用英文授课闻名校园。2005年,七十六岁时他还出版了一套两册英文版《大学物理》。但他跟我说,他所有的英文都是在高中时学的。高二时已能作长篇英文作文。颇受英文老师奚建瀛赏识。在奚师的指导下,他主持办起了学校的英文壁报《SPARK》,拟可翻译成《火花》。集同学投稿,他负责每期设计刊头。其中一期的刊头画的是美军登陆硫磺岛插上美国国旗的场景。选用这一后来变成世界闻名的摄影杰作却在三十年后险些让父亲吃了苦头。文革中竟有外调人员到老同学处查问他是从何处得到此图的!但同样是这英文的根底后来带给他了硕大的光环。父亲回忆里特别感恩奚师。父亲还亲历了一个学英文的经典笑话。一日,一同学向班里的“英文才子”请教英文单词“unknown”是什么意思。父亲随口答“不知道”。同学恼怒不已,以为他恃才自傲。后来查了字典才释前嫌。父亲也丈二和尚不摸头脑,为什么这同学好几天不理他!

左道旁门

父亲晚年对中,小学的回忆充满阳光。大概是他生活里最无忧无虑的年代。说他多才多艺,似乎是过了。不过当学生时,想他德、智、体、音、美上都下过功夫, 应该不差。小时候我偶尔踢一次毽子,他刚巧路过,接过去身前背后地当即踢出好几个花样。我和小伙伴目瞪口呆。他回忆里说他当年最喜爱的运动之一就是踢毽子。

父亲空竹斗得娴熟。自己照了一张照片,登在他写的书里,从物理学的角度讲解为什么斗单轮空竹时人必须跟着自转。最近回清华,路过西大操场。见3个空竹高手健身兼显技。我忍不住停下仔细观察。果然,真理得到实践的检验。

儿时家里不知因何原因,有一把二胡。我拉了几天,五分钟热情过去后就再也不碰了。父亲随手拿起来,竟悠扬地拉出一首曲子。现在还记得当时既羡又恨的尴尬心情。羡慕者不言自明,恨只恨这已不是第一次我五分钟热情的短处被他逮个正着。

文革时不上学,我有好几个发小朋友自学美术,日后成了清华和耶鲁的美术教授。我不甘寂寞,跟在一起凑份子。但终因天份不够(还是意志不坚?)而罢手。有一次父亲到清华三堡疗养所休假归来,拿出五,六张他在山中画的铅笔写生,笔法之细腻纯熟,令我大吃一惊。可惜这些画都没有保留下来。前不久看望杨西岩叔叔时,他也说最佩服父亲的不是他出色的学习成绩,而是他那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功夫。

我儿子在美国中学的管乐队吹次中音号,拿到州里的第一名。我们把录像传给他看。他赞赏之余说道,我当年在中学也是管乐队的,吹小号,是学校军乐队的领队。高中三年,都是我的起床号把同学从睡梦中叫醒的。有了以前几次惊奇的经历,我对此见怪不怪了。跳出如来的手心还真有难度!

四.

金榜题名清华

1947年父亲高中毕业,赴上海、南京两地参加高考。当时各大学独立招生,父亲被三所大学同时录取:上海交大,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一位发小的父亲是清华大学副校长腾藤教授。腾先生是父亲的清华同年。退休后外出旅游几次与父亲同团。一见面必说你是47年清华上海考区的第一名,报上登的。父亲选择就读清华物理系。祖父曾问他为何作此选择,他答道:爱因斯坦的原子发现,将给物理学带来无限的前景。我要到美国留学学物理,清华的机会最大。自此到2012年在清华大学校医院离世,父亲在清华和物理学打了六十五年的交道。与清华和物理,成败相依。

四年寒窗 物理系高材生

清华物理系的录取通知如愿到达。父亲负笈北上。当时国共战事正酣,平汉铁路不通,父亲只能先到上海,再乘船到天津,最后抵达地处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路途耽搁,到校时已经是1947年10月了。幸亏一位高班学姐帮助他办理各项入学手续,安顿食宿和上课的系馆等诸事。那位大姐还帮他到城里的成衣店买棉袍过冬。清华学子的友情使他铭记不忘。

当时清华园里物理学大师荟萃,父亲从王竹溪,周培源,孟昭英,王淦昌,彭桓武诸师,如沐新雨。中学打下的扎实的基础,辅之“未敢稍懈”的自律,使父亲得以充分发掘清华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他曾经跟我说当时班上学习有“五虎将”,言外之意他是五虎之一。曾任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与父亲大学同班,是一只“老虎”。同学中还有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和工程院院士高伯龙,大概都是老虎吧。父亲的学号是36396。每次考完试,教务处按学号公布成绩,第一名最高分常被36396领走。但细考他四年的学习成绩,没得过一个100,90分以上不到三分之一,学年平均分只有82.8,85.1,85.2和87分。清华授业育人的严谨几至苛刻的学风可见一斑。

1985年,作为恢复理工合校的一步,清华建应用物理系,礼聘时任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担纲系主任。成立大会上,周光召应邀讲话。清华校报日后登载讲话全文,其中一段提到父亲。周院长说,“我对清华办好物理系有信心,因为清华有非常优秀的教师资源。比如,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张三慧,当年功课比我好。”周先生当然是在自谦。同年,父亲被特批晋升正教授。听说是北京市唯一一个因教学贡献突出而晋升教授的。我自己内心却老是在琢磨,这教授的名分该不是老同学一席话的效果吧?

袭大师学风

1980年,父亲的一位学长退给他一本大学期间他修王竹溪先生《热学》时的作业本,上面还有王师的点批。父亲在扉页上写下如下文字:“早年从吾师王竹溪先生学热学,先生爱生之真切,教学之负责,治学之严谨,印象殊深,几十年未曾稍忘,常奉为圭臬,奋力相从。今值新长征伊始,忽由学长夏学江同志处复得此习题本,欣喜万分。谨心祝吾师身体健康。自当再激老骥伏枥之志,尽瘁暮年,以期不负吾师之厚望也”。这本作业本原件现存清华校史馆。其中一道题要求计算一百零八个答数,每个数字要精确至小数点后六位。当时没有电脑,只能用八位对数表一一计算。已经发黄的作业本上数字与文字(英文)工整清晰,页面无任何草率的痕迹。学生这样做功课,老师批改却愈加认真。王师的批改即是实例。他曾仔细对过每个答数,甚至用铅笔标出其中一个答案的第六位数字有误。作业本中一页上还有父亲当年注释:“From exercise of 顾之雨”。他讲这是因为当时清华授业以诚信为要,这道题他是参考了顾同学的解答才做出来的,故向老师注明。

考父亲成绩单,《热学》课是1949年-1950学年修的。其时,国家、社会的变化翻天覆地。清华园亲历两重政权,一夜间从国统区变为“明朗的天”的解放区。老师、学生自然不免卷入政治。但在做学问事上,先生和弟子,依然淡定如常,雷池不越。必是多少代沉淀的知识分子秉性和传统使然,令人起敬。父亲讲他事后常用王师范例教育学生,以期清华的严谨诚实的治学之风世代相传。据他说,学生们反映强烈。

承大师厚爱

父亲还不无得意地讲过一件与周培源先生有关的小事。也可作为当年清华的大师们上讲台教基础课的注脚。周先生是他理论力学课的老师。一定因为是得意门生,有一次考试,周先生监考,路过他身旁停了下来,稍事迟疑,终于小声指点说:你这儿错了。父亲一身冷汗,心想周先生爱生心切,不免“徇私”。不然不知要扣多少分走。“子继父业”,我自己硕士毕业后在清华也做过两年助教。有一次监考,也忍不住提醒了一位同学。不知她是否也这样“感念”。

周先生后来去了北大,最终变成了国家领导人。我父亲则在清华教普通物理。一直到1980年代后期,父亲才在一个什么会场上又见到周先生。他说他走上前去问候,周先生说:你也来了?父亲事后说,这是周先生客气,他大概不会记得三十多年前的学生了。我和周先生说来也有渊源。他的夫人王蒂澂是清华附中的老师,教过我英文。六十多岁的她还当过我们“落难毕业班”(见后文)三十个学生的孩子王。非常和蔼的老太太,慈祥极了。当时不知道她年轻时是北师大的校花!

父亲1951年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清华园。他留下的对大学生活的回忆,远远不如中学。也可能人逐渐成熟了,天真,快乐和朋友真情这些孩童的特质慢慢让位给事业和家庭了。但观其后六十年的育人生涯,他的确没有辜负老师们的厚望。

五.

毕业 国家的召唤

父亲大学四年,恰腰跨1949年,是中国改朝换代的大时代。他回忆道,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他的政治热情不断高涨。心中确信,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即将在眼前展开。他于1949年9月加入共青团,一年半后自荐当选为支部组织委员。1951年夏,清华受命创办工农速成中学,从低文化层次的工人,农民和士兵里迅速培养大批干部参与执政。校团委给各支部下达通知,征求毕业生报名参加速中的创办。其时1951级即将毕业,同学们都开始考虑毕业后的去向。父亲深信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要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训育,得知校团委的通知后,毫不犹豫地在第一时间就报了名,还暗自庆幸团支委的身份,“截留”优先得到这样一个报效国家的机会。

因为是班里学习的尖子,他毕业后的去向也有各种传说。他事后曾听说周培源师曾推荐他去苏联留学,因他自愿参与工农速成中学创办而作罢。孟昭英师曾招他去科学院电子所工作,被他以工作已定而婉拒。父亲后来记录了一段与孟师的情谊:父亲1990年到美国访问。需要推荐信。他借拜年的机会请孟师拨冗。孟师当时年逾八十,正受邀参与诺贝尔奖的评审。很忙。师母遂挡驾。父亲正在窘迫之中,孟师插话:“别人的不写了,但他这一份要写。”。师生情谊立见。

工农速成中学的六年

之后的6年,他和与他同样心怀的年轻志愿者同事们全心全意地投入了他们认定的事业。速成中学的工农兵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两百多人中大多数只有小学水平。本着真心学习他们优秀的政治品质,努力为他们服务的信念,年轻的速中老师们把多数比自己年龄还大的学生接进坐落在清华内的校址,从食宿到上课到课外活动,精心安排。父亲回忆说,当时想的只是生活思想上如何与学生们打成一片,教学上如何千方百计让他们弄懂学会。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从近年来速中校友的回忆录中看出他很受学生的爱戴。速中校史组1984年给校友发问卷,提名印象最深的老师。速中的学生大都填得是张三慧。

这种表现自然也颇得领导的赏识,以致他初入职场时“仕途”春风。父亲于1952年被发展入党。他的积极改造思想,努力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行为被推举为模范。校党委安排给全清华毕业生做报告。北大一团支部邀请座谈经验,团市委授予“优秀团员”称号。在学校里他担任物理教学组组长。因教学优秀,他二十出头,职称就提成中教二级。北京市教育局评为优秀教师,给中学老师讲示范课。当时政策还鼓励能者多劳,按劳付酬。在巨大的精神支持下,加上年轻不知道累为何滋味,父亲每周上二十多节课,月工资竟达五百多元,等于两个二级教授的收入了!

看起来,父亲自己在事业上的选择果然天衣无缝地融进了建设盛世的伟业之中了。我1956年9月出生在清华园。最早的一张照片是父亲抱着我站在窗前,一缕阳光泻下,照在我们两人身上。父亲平和的表情稍带茫然,让人体会一丝不安。因为,这应已经是风雨欲来的1957年了。

六.

祖父牢狱之灾 风雨如晦

父亲,包括他的家庭,1957年之后逾二十年的恶运,都源自祖父1956年一夜间沦为阶下囚。

1949年,国家政权易手。祖父从中学校长任上退下,不明原因地在家赋闲一年。然后先后在河南平原农学院(后并入河南师范学院)和北京农业机械学院任教。1956年,在新乡师范学院任主讲教师兼主持生物系系务时,大祸从天而降,打破了他平静的教书生活。事因是1945年抗战胜利,祖父主持新心中学复校。学校中一教师告密当时政府,致使一位共产党干部被捕身亡。事隔11年后,政府追查旧案。告密教师被镇压。案发时,祖父因任中学校长,时往县府公干。故涉嫌参与密告,被巩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他不服上诉,旋被开封中级法院改判训诫释放,回原单位工作,降职降薪,“控制使用”。

1957年反右开始时,祖父错误估计形势,鸣放中要求重审案情并恢复工资待遇。遂于1958年被新乡市法院以反革命罪重判徒刑十年,再次锒铛入狱!劳改服刑中,曾因教授身份被派在狱中讲课(听课对象不详)。1962年,因“认识转变好”改为监外执行,送回家乡看管。一个终生笃信教育救国并身体力行的知识分子,身不由己,被卷入时代大潮,最后落到“拾粪看林”,务农为生。这场祸事连绵逾二十年,殃及我家三代。

出狱时祖父年近七旬,与祖母相依为命,共度时艰。祖母1973年去世后,他独自一人在农村靠挣工分度日。从祖父的笔记看出,父亲是在七十年代里才敢间断寄钱接济。幸三爷爷家的孩子,我叫七叔和七婶的,也帮忙照顾。据父亲回忆,他曾寄给祖父一台七管的《佳音》牌的半导体收音机。祖父大喜过望,收音机到达当天的日记说“如获至宝”。祖父自己又订了一份《红旗》杂志,满足了他了解国内外新闻的愿望。毕竟曾经是乡里的贤达,教书一生,虽落难,但下石的不多,好像没有留下什么太多皮肉之苦的回忆。村里亦有照顾,比如常派些看林之类的轻活。文革灾起后,红卫兵和刁民揪他批斗。从他七十年代留下的文字知道,他文革中的经历极为痛苦。但他对父亲回忆时没有讲太多被批斗时的苦难却记着当时的村干部(祖父的一位外侄)偷偷递给他一双鞋,在被强迫下跪时垫在膝下的情景。

晚至1978年夏,祖父二十二年做人下人的煎熬才告终结。那时他已八十一岁,离辞世只有三个月了。

七.

1957年 忠而见疑 成为右派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明言:“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 教育运动”,“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同期,毛泽东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在大礼堂党员大会上明确宣布“党员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向党提意见。”

当时,速中有两位教师(此处略去实名)对学校领导的某些作派和做法时有意见甚至怨言。父亲认为他们的意见虽然有时不免偏激,但仍有可取之处。遂在党支部会上建言,对该二人的意见,不妨从善如流,或有助于密切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若仅此而已,大概还应无碍。但之后,他又在职工会上以党员的身份发言,批评组织不能虚怀,对党外群众的意见,表面接受实则推诿,乃至直言校长“作风粗暴”。

父亲保存的一份资料里记录了工农速中某人1957年的发言记录。发言说,一反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远动之常态,反右开始后几乎见不到党员和积极分子在会上发言,而“张三慧是第一个也是唯一在鸣放会上讲话的党员。”猜父亲此举是出于单纯,还是轻信,还是城府不深,亦或兼而有之?但铸成后果是他后来无法预料的事实。

大约在同一时间,祖父从河南来信,说他有感于政府鼓励诤言的胸怀,已在大会上公开发言,要求澄清他的问题,改正对他不公正的处理,恢复职称和工资级别。父亲认为作为一个公民,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无不可。遂回信说现在共产党在整风,欢迎党外人士提意见。你可以表达你的想法,但不要过激,注意态度。

这两件在今天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当时不仅断送了父亲23年的政治生命,他的事业和我们一家的生活都因之受到巨大冲击。

1957年5月下旬,党内传达了毛泽东写的《事情正在其变化》。阳谋随之公开,全国上下掀起反右高潮。清华大学则更处风口浪尖。前面提到的两位教师,自然落网,定为极右。几乎是一夜之间,父亲由重点培养对象变成在党和党的基层领导受到攻击时,立场不稳,同情右派。父亲此时已成惊弓之鸟。自忖在提“意见”变“攻击”之后,给祖父的信可能不妥。若对党忠诚,则应主动向党汇报。但难保组织对此行为不做处理,或受处分。但转念又不免想到,若不主动汇报,祖父所在单位很可能发现这封信(当时祖父一定已被收监),直接检举到清华。如是则麻烦只会更大。顾虑重重之后,也可能是对党的忠诚占了上风,也可能是内心算计的结果,想两害取其轻,父亲向组织做了汇报。

但坦白并没有换来从宽,之后多少个月掏心窝似地检查悔过(父亲日记)等同对牛弹琴。1958年2月8日,父亲因同情右派,支持反革命父亲反攻倒算,泄露党的机密和歪曲党的政策等四条罪状,在工农速成中学被划为右派(2)。父亲六年前放弃留学、进科学院,一腔青春热血地响应召唤,投身工农教育。最终却因言不慎,至忠而见疑,落到右派下场。世事无常,难甚于斯。

后来父亲曾对我说,右派分六级。一级最大,比如章罗联盟的首领。六级则最轻,比如学生,没有级别和地位再予以剥夺,带个帽子而已。父亲当时定的是五级。处理包括开除党籍,降薪降级,但保留公职。他从当时的中教二级降级,工资从124元降到108元。这一年他二十九岁,未及而立。

应当是为了有助于自己诚心改造,不负领导和同事们的期望,父亲反右前后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几乎所有会议上对他的批判和斥责。批评者的话语似乎隐约折射出他性格上的特点或说,恕我直言,弱点。当时,这样的会大概每天都有。1958年2月4日的日记就很简单,只有寥寥三行:

早:7:15到校。学习到11:30。
下:1:30到校。学习到5:00。
晚:7:00学习讨论到10:00。

在每天可达十数小时的学习会上,批判和斥责里自然多是对他政治上“堕落”的痛斥,但仔细阅读也发现不少诸如“个人主义严重”,“以后不要总以为自己太聪明”,只“对业务好的人好,令人无法接近”,“骄傲自满”等和政治无关的评价。是不是父亲当年年轻气盛,学业上聪明过人,事业正春风得意,为人处世一定书生气十足,全然不知、更不懂人际关系需要打理,生存需要智慧,锋芒宜藏不宜露。对比中共中央明文规定的“不应划为右派”的标准(3),设想但凡有人伸手相助,以他当时的表现,虽然说了几句“错话”,办了一件“错”事,应不至陷入灭顶。不幸的是,他遇到的是排山倒海般的墙倒众推!

留在清华

定“右”之后,时值大跃进热潮,父亲被分派到清华当时大炼钢铁的铸造车间劳动改造半年。1959年,工农速中停办,绝大部分教职员工调出清华。他奇迹般地留在清华,被调入基础课物理教研组工作。从实验室助教做起。一位父执,清华大学体育教研组的杨朴教授,是当时父亲在工农速中的同事和右派难友。他的问题更严重,是四级右派,工资降了两级。我最近回清华时,曾去探望杨老先生。我半开玩笑地说,您划右派,和钱伟长,黄万里等一样,不是错划。因为您当时真的对方针大政有不同看法。思想的确很“右”。只是这“右”在今天看来都对了。我父亲不一样。他紧跟上级方针大政,内心里从未存任何怀疑,唯恐不及。属错划,货真价实。

我接着问,那工农速中撤销时,为什么还把留在清华的珍贵名额(四或五个?)留出两个给了右派。杨先生说,当时的领导,划右派事上,错了。责任无可推卸。但他们的确识人。杨先生六十年代在清华楞是从大学生业余选手中培养出打破世界纪录的自行车运动员。真的是人才!父亲到大学物理教研组报到后不久,领导约谈。说“你这个人还是有点才的,要有大志,要在工作中作出大的成绩”。父亲当时颇受鼓舞,“内心感动,万分激动”。这两件事间接证明杨先生的判断大致不差。回忆至此,不由人不感慨系之:一个人有才华,而且已被识出,亦有现成的用武之地,为何不让他高高兴兴,无忧无虑地释放才华和贡献成就,却要被打入另类,让他戴着枷锁跳舞,把他关在笼里唱歌?

2011年4月,我回国陪父亲到北京肿瘤医院做化疗。在车上,他讲起一件五十多年前的往事。他说,就在反右开始前两周,大概出于量才使用的考量,速中的书记通知他,已决定把他调离工农速中,去研制高技术武器的单位工作,也就是后来的“二炮”。过几天就办手续。后来发生的事情自然使该调动流产。回忆这件事时他还是那么平静,但多了几分惆怅。参加一场大事业的机会与他擦肩而过:二十三位“两弹一星”的功臣中有十四人是他清华的前辈甚或是大学的同班同学,而且学物理者众!

忏悔录版的日记 扭曲的心灵

回想起来,父亲在我面前讲起这些不堪的往事时,从未非常激动过,口气相当平和。有一次,他甚至说,吃得起小亏的人不会栽大跟头。我就是能吃小亏的人。言外之意,划为右派还不是个大跟头!在我自己有了事业,社会关系,家庭和对未来的期许之后,方能想象他当时的处境:父亲坐牢,被自己引以为家的组织开除,剥夺了游刃有余的事业,同事相背,前途未卜。这该是怎样一种悲凉、郁悒和无助的心情。这个猜想被近来才读到的父亲当年的日记所证实,真真的“刻骨铭心”。

后来接触到近年披露的大量关于众多右派分子1957年之后所受到的极其不公正而且常常是非人的待遇后,我又庆幸,父亲幸亏是五级右派,若是个右派里的“高干”,我们一家的命运还不知会被抛向社会的哪个角落!

父亲在反右时期和其后的几年留下了大量的日记,特别是1957、1958两年,包括划右当天结论宣布后仅七分钟时写下的对所受处理的感受,几乎是按天实录了那两年发生在他身边的历史。人有名,话留音,事在书。今人读起来只能仰天长叹,不会理解当时社会为什么象疯了一样,不问天良。一个人的人格,无论是斗争的胜者还是败方,竟能被彻底政治化了的环境扭曲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比如父亲,一个中国最高学府的高材生,完全被驯化了的头脑中全没有任何深刻的思考,想的却是如何与再次身陷囹圄的祖父划清界限!父亲平反后,他没有销毁这些沉痛有些甚至是令人难堪的记录,刻意留给后人一份他当年完整的心历路程。我非常小心地替他保存着这些日记,等待着将来关心这段历史的有心学者光顾。我猜想,这是父亲的本意。

我的故事:因为父亲是右派……

因为他被定为右派,还有一件使他和母亲不能释怀的事情则和我有关。1971年,我清华附中初中毕业。当年,时值文革后第一届高中恢复招生。不考试,但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可以继续升学。虽然父亲是摘帽右派,我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类,但我学习、表现不错,当时还是初中一个班的班长。另窃想当年父亲曾为附中高中做过汗马(见后文),毕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情面子总还在吧?不由乐观升学前景。上高中的名单预定在一天下午宣布。如料,上午,班主任王文元老师爱生心切,“徇私”向我透露我已入选高中名单,可无虞。下午,我轻松带领本班按时进入设在五楼大教室的会场,安心地坐在前排班长的位置处,和同学说说笑笑,等待名单宣布。

大会预定下午2:00开始。但主持人迟迟不现。半小时后,年级主任乔淑荣老师请各班带回教室,高中名单由各班单独公布。我当时心里无由一紧。果然,回班之后,王老师叫我到僻静处,说,改行吧,不要上高中了。只要努力,干什么都有前途。我当时没反应过来,还大度地说,没问题。去打了两个小时的乒乓球以后,回过味来,才真正明白发生了什么。我发疯似地跑回学校,在五楼阅览室里找到乔老师,她说她也正在找我。十五岁的我遂大哭,问为什么?乔老师也只能安慰而已。那一届清华附中初中一共430个毕业生。其中180人被挑选上高中,另有220人分配城镇工作。剩下的30人去农村插队。

高中事败,我与其他29个同学去农村了。这是后话。事后了解到,当时清华附中高中还受命招收清华园中学和清河中学初中的学生。故名额有限。这两个学校认为清华附中出身有问题(比如家里是摘帽右派)的学生占了过大的比例。必须让出若干名额。讨价谈判到了最后一分钟,才有了上面的一幕。不知同学中还有谁是这最后一刻交易的牺牲品。王老师也曾因此内心不安。直到我十一年后在清华读研究生时与妻子(同是王老师的学生,同是去农村插队的三十个落难同学之一)一起去看望王师时,他还唏嘘不已。看到我后来学业并没有受过大影响,十分欣慰。

朋友们多少年后调侃,福兮祸所伏,你当初若如愿上了高中,与妻子的姻缘也说不定就烟消云散了。

八.

六十年代 天真的梦想 赎罪的努力

在1959到1979这二十年间(一个人黄金的三十岁到五十岁),看父亲留下的文字和观察他的举动,能揣摩他的内心,猜到他秉持的信条:自己错了,是个“罪人”(父亲日记),必须诚心改造,努力表现,最终脱胎换骨,争取早日事业回归和政治重生。行动上则处处积极,寻找机会。父亲的日记提到,划右初始,他就被“荣幸地”委以右派学习小组长。一日,人民日报指谪某印度报纸刊登丑化毛泽东漫画,父亲由衷愤怒,在系馆贴大字报严词声讨。想类似表忠的行动后来应还有发生。1959年9月,划右仅十九个月后,他就因认罪深刻,改造出色而获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成为“摘帽右派”。虽然仍属另类,但父亲因此而受到极大鼓舞,乃至激发他回到党内的梦想。1961年10月1日的日记载毛选四卷出版。同月23日日记中就有“四卷看完一遍。

又把三卷的后几篇看了一遍”的文字。1962年,他正式递交重新入党的申请书。此举连领导都有些措手不及,只好告知“还不便公之于众”(父亲日记)。

工作上,已有十年教龄的他从辅导试验课做起。不久委以讲大课,更不曾怠懈。当时国家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苦斗过渡,学生粮食定量锐减,饭少菜多,营养当然不足。校方遂相应提出各种措施“减负”,鼓励学生劳逸结合,学习上要求只掌握基本内容即可。当时的口号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教学上则推行“少而精”的原则。习惯紧跟然后事事追求极致的父亲,认真领会学校的意图,功夫下在把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在课堂上讲清讲透,让学生在规定课时内就能掌握内容,从而回避课下苦读。一次,学校为检验教学改革效果,对他教的电604班突然袭击考试,全班竟无一人落马(不及格)。为此他成为全校教学改革,贯彻“少而精”教学原则的标兵,被授予“优良教学工作者”称号。学校还把他的教学思想和方法总结成篇,向全校推广。全国各地高校来的取经团,他被遴选上台代表清华介绍经验。据无从验证的传说,学校甚至在文革前有晋升他副教授的意思。记得我们全家六十年代时还在颐和园疗养过一个星期左右。现在依稀回忆起来,那真是天堂般的一周。此待遇也一定与父亲出众的工作成绩有关。向摘帽右派授奖,推广其工作经验,举家疗养,乃至被考虑提升职称(若属实),当时应属罕见。用他自我调侃的原话形容就是:“当时在清华又红了一阵。”

1961年,父亲还与数学系的程子明,化学系的章臣懿等被派至清华附中高中预科班兼课,培养尖子学生直升清华大学。这些中学生们几十年后仍对当年这些大学的老师们出色的教学不能忘怀。学生石宏敏和王至元亲口跟我说父亲的物理讲的实在好,出神入化。另一位预科学生仲维明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生,侨居德国,去年(2011年)写文章提到父亲五十年前讲授的物理学方法,对他启发尤深。2012年父亲的告别仪式上,来自附中高中预科班的十几位老学生,都年逾花甲,围在父亲的遗体一周,挥泪向他做最后的告别。

此高中即十年后把我“甄别剔出”的彼高中。教书人只能教别家的孩子,能否上学取决于其在社会里所处的身份和阶级。我回忆不起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曾这样做过。不是过去所有的朝代都错了,就是这个朝代错了。孰是孰非,明眼人一目了然。所幸的是,那个无理的年代已成为过去。

文革“没受大罪”

1966年初夏,文革如迅雷骤雨,突如其来。几乎一夜之间,全国沸腾。清华一如既往,又成风口浪尖。清华园里大字报如海洋,串联人如潮水。高音喇叭天天播放红歌,喊口号。每天都有新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十岁的我清楚地记得物理教研组的李姓老师因公开支持刘少奇,被反绑双手,带着高帽,游街后送往公安局的情形。一天夜里二校门被推倒的场景仍历历在目。父亲当时是摘帽右派,已属落水。有一天,见他大白天关着门,躺在里屋,不讲话。这是在我记忆里从未有过的情形。我很害怕,问母亲怎么了。她说有人贴父亲大字报了。说他是党委和领导“招降纳叛”的对象。他一定是陷入了极端的迷惘,因为近十年的努力改造看来又错了。

1967年前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清华教师先后十余人不堪凌辱后自杀。其中有好几位儿时朋友的家长。当时各单位天天晚上开会到十点。11岁的我躺在床上,一定要等着父亲上楼梯沉重的脚步声起,才敢睡去。这是我经历的唯一的一个感到恐怖的时期。我后来知道,这种恐怖并不为我一个人“独享”。我写回忆时与一位发小分享初稿。他读到此段时,亦回忆起那些心惊受怕,夜不能寐地等父亲回家的夜晚。

作为已被打倒的另类,父亲不是运动的直接对象,家里虽然被抄,人扫过厕所,烧过锅炉,还曾被少不经事的学生辱骂,但用他的话讲,“没受大罪”。

五七干校 文革后期

1969年,他到江西鲤鱼州清华大学五七干校劳动。父亲又把这当成磨练自己,向党表白的机会。仗着三十九岁的年轻,秉苦心智,劳筋骨的信念,他烈日下挑百多斤的稻米,改良土壤挖地三尺,插秧时虽腰伤不下战场,特大暴雨时冲进危房把同事抱起来“扔出”窗外。鲤鱼州是血吸虫的疫区。水田是血吸虫的领地。父亲分派管水,自称水官。非但没有怨言,还常利用沿水渠来去巡视的机会,编快板书,现编现演,鼓舞五七战士的士气。清华图书馆的田幼琴老师是一位发小的妈妈,与父亲一同在江西劳动。田阿姨是清华有名的京剧票友,演《沙家浜》里的沙奶奶能乱真。她说,你爸爸真行。我们一起去井冈山拉练。我俩在文宣组。沿路跑前跑后,表演宣传。

我们都要事先准备要说的段子。只有你爸爸,稍作腹稿,张口就来!上文杨朴教授的公子是我的发小。中学时随家里到江西农场劳动。跟我父亲是一个“连”的。记得特清楚有一次父亲现场讲评篮球比赛。进球的霎那,他脱口就出:“这个球真正好,嗖地一声进去了”!父亲的快板由此名传全校,是有名的“快板张”。我初中毕业后在农村插队两年多,农活有多累,有多无聊,心智和筋骨受的什么罪,我最清楚。我从来没有过快感。我由此推测,父亲是诚心地接受筋骨的磨练,坚信这是组织对他的考验。装是装不出来的。

也可能诚心真能感动上天,他管了半年水,没有染上血吸虫病 (4),而且第一批从干校返回北京。我去北京站接他,他黝黑精瘦的面孔,使我吃了一惊。平生第一次觉得父亲老了。

父亲从干校回到北京,时值1970清华、北大贯彻执行毛泽东“七.二一指示”,开展教育革命,试点招收文革中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他负责教工程物理系核物理专业,回到了教师的本行。当时不叫学生,叫学员。开门办学,老师学员打成一片。父亲讲物理,也讲化学。还画工艺流程图。学员们层次不同,背景各异,从父亲的回忆里看出他与这些工农兵大学生相处十分融洽。张铁生,黄帅,清华考教授之类的大背景,似乎没有任何影响。这是否和他十几年前就是教工农兵学生而出道的有关?

除了认真教课之外,父亲仍在梦想重返组织。两件事情侧面反映了他心存的奢望。他留下的回忆里说,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仍时时向所属党支部写“思想汇报,以求得组织帮助”。林彪事件后,党中央提倡读马列原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我记得周末时他常常伏案阅读推荐的原著。我看到的一本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他记了密密麻麻的笔记心得。当时有多少人认真响应了毛泽东这个号召值得怀疑。但父亲真地做了。

九.

告别愚忠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文革成为历史。金秋季节,几十万人长安街载歌载舞,庆祝打倒四人帮。1977年年底,邓小平复出,改革开放启动。在父亲的有生之年,这是他经历的第二个国家历史上的大拐点。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带给他的是真正的机会,成功和荣誉。这一年他四十七岁。

父亲从大学毕业到文革结束的近三十年里,工作上始终是拼命三郎。记得2010年校庆时我恰在北京,八十一岁的他参加物理系老同学聚会后告诉我,他的学长夏学江先生指着他说,“我们在座的,比起用功来,谁都不能和你比。你是最肯下工夫的。”但值得玩味的是,他在政治上,除了没整过人(也没有机会),也是拼命三郎。他被开除出党后的所谓政治表现可能使大多数在党的党员汗颜。他1964年的一篇日记中记到,当时的单位的领导亲口对他说,虽然你是摘帽右派,但“党近来一直是按一个党员来使用(你)的”。父亲不在了,说句不恭敬的话,这是愚忠的思想使然。若父亲在世,我相信他会笑一笑,同意我的看法。

写此回忆时,找出一封父亲1981年给我的信。信中写道,对于共产主义,“过去二十多年中是盲然的,思想上虽有追求,但由于对共产主义是什么都没闹清楚,当然盲从盲信的(成分就)多了。”这就是他的反思吧。这以后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里,他再也没有为愚忠浪费他的生命。

多磨的平反 人生再出发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1978年)55号文件。文件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消开除团籍的处分。”并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得消息后,父亲狂喜。果不久,错划得到改正。党籍的问题却好事多磨。他的日记象电影脚本一样,记录了那几个月每天发生的事情。

当时他被叫到党支部。领导拿着他的档案,但不让他看,象考试似地让他说出祖父的身份。他老实地回答,三十年前填的表,忘记了。忘记自己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并支持其反攻倒算,自然罪当开除党籍,当年的处理就没有错误,恢复亦无从谈起。党委遂一纸通知发下:“对历史反革命之父认识不够,不能恢复党籍。”据说曾有人从中调解,让他不要再“顶牛“了(父亲日记),和领导妥协一下,事情就过去了。不知为什么,这次他一反性情,纠结了好久,执意不从。他自己还破天荒第一次在“工作上有抵触情绪”,及至当时的物理系主任徐亦庄教授(也是一位发小的父亲)“破格”以其摘帽右派之身委以主管全校物理教学之重任时,他竟以“缺德少才”推脱。

事情拖了半年,双方终有松动。父亲被迫重拾挖空心思检讨的旧技,承认对组织忠贞有瑕,将问题提到忘记祖父的反动身份“就是在自己思想上不自觉地把他的这个重要历史史实勾销”的高度来“认识”这一“严重”的立场问题,并承诺痛改。但这次,他平生第一次挑战组织,在交检查的同时,要求党委向他公开档案中祖父的身份,使此类冤曲得以永远不再。父亲的党籍在1980年2月恢复,但比他人晚了半年。后来,在祖父的法院无罪判决送达父亲的手中并转呈清华的1985年,才又有党委通知,党籍恢复与右派平反改为同时。

三十年来,几近极致的愚忠在关键的时刻从来没有替父亲打动任何铁石心肠。若没有国家最高领导的痛定思痛和国家大政的改辙易道,他只怕永远是国家中的另类。回忆至此,想想父亲身边的同事和领导大都见过,见面时必称叔叔阿姨。对方亦和蔼可掬。用现在的标准,无法想象人性的一面在那个时代里如此深深被所谓党性和阶级性泯没。父亲2010年说,右派一事至今还时时入梦,惊醒后心悸不已。

中国清朝以降这一百来年,世道无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是1949年以后都在“河东”了,也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用国家主席的话,就是“折腾”。最常见的社会画面之一就是谁谁谁被打倒了,谁谁谁被平反了。常常打倒你是他(她),为你平反也是他(她)。打倒你时义正词严,为你平反时心长语重。既然是平反,那就一定有人当时做错了。但令我始终不解的是,为什么从上到下从来没有人道过歉,至少要推诿成是别人或领导的错(5)。如果良心上没有悔过,以后又如何能保证错事不再??

凡事总有例外。父亲回忆说,党籍风波过去若干年后,当事的书记见到父亲,歉意地低声说道:“当年事情本来可以处理地更好一些”。我开始听了曾不以为然。现在想想,我很感激这位领导。在后来铺天盖地对父亲的赞扬潮中,父亲曾经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被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了。这位书记是唯一的一个公开表示了反思的人。他是一个有良心和正直的人。

无论如何,这毕竟是最后的恶梦而已。现实中的父亲整装出发了。1981年,他在一封给我的信里袒露,他对报载清华当年同班同学出国讲学,补选为学部委员,内心“不免引起些许波浪”。“人生乖蹇,条件,境遇各不相同,我也没有过多懊丧。就我来讲,在我的条件下,自忖已尽了最大努力”。“今后,我想在普通物理教学中努力争取到最前列的地位,在这个普物教学的革命时期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他说,科研方面,像老同学那样的“专业深入,今生已无望。但人各有途,也不必强求划一了。回想毕业后至少有15年未从事大学物理的研究。现在在普物教学上有一些能力和见地,也不过是近四,五年用心的结果。这说明,一方面,虚度15年,值得惋惜。这就和别人有很大的不同(也即落伍了)。另一方面,只要用心,四年五年,十年八年,就会有显见的成绩。从而建立了信心。只要还有十年的寿命,我想在学术上还是会有些成绩留给后人的。”
上天对他宽容,留给他30年的时间。

十.

二十二年后祖父、父亲重逢 冤曲伸雪 希望小学

1978年,国家政治气候显渐松迹象。我当时在兰州上大学。在给父母的信中与他们讨论,不必担心阶级斗争了,支持把祖父接到北京的决定。就这样,我暑假回家时路过巩县接回了二十年没有与儿子谋面的祖父。在见到二十多年无缘奉养的儿子仅三个月后,祖父因重感冒转肺炎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一岁。我一直认为,感冒是表,感情和生活上的变化之大,无法适应,使他无缘享受这太迟到来的天伦。但他到底是死在儿子的呵护之中了。这也是不幸之大幸了。

祖父去世后,父亲不懈,几去新乡中级法院代为申诉。七年的努力在1985年终成正果。法院宣布,祖父参与密告一事证据不足,1957年大鸣大放的言论不构成犯罪,“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张鹏远宣告无罪”。三十年冤案得以平反。2005年,值祖父去世近三十年后,父亲捐稿费三十余万元给家乡他当年上的小学,造教室楼一座,购买电化教学设备,复印机,体育器材和几千本图书。教室楼命名为“合志楼”,籍以纪念祖父献身乡村教育的一生和表达他对祖父的怀念。

再忆祖父

我与祖父相处总共不过十余天,除了他和祥慈善的笑容,没有太多记忆了。但我却好像能感觉到他内心的刚毅和胸怀。再记几件旧事。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到兰州上大学。祖父当时政治上属专政对象,身份上一介农夫,生活上刚刚温饱,年逾八旬,从二十多年没有离开过的河南乡下来信,娓娓写道:“我在大学学自然科学,达尔文进化论。我教了四十年的进化论,觉得对人民有点好处。现代各项尖端科学正等着你去研究,去发现。谈到尖端科学,像遗传工程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分子学等,我老了,无能为力了。至于电子计算机,高能物理,空间技术,遥感技术,激光技术,宏观世界,微观世界,我连升堂也没有,更谈不到入室了。希望你大力攻关……”云云。

接他来北京时,当时他已八十一岁高龄,自己搭车赶路十余里提前几小时到火车站等我。可见心情之兴奋。上车后火车上对面坐一解放军军官。在看《参考消息》。他问可否借阅。军官惊呆了。年逾八旬的老农,满面风霜,衣衫不整,居然要看《参考消息》。军官问他,你到哪,干什么去呀?老人非常自豪地说:到北京,找儿子。他在清华教书!2005年,父亲回河南老家省亲。在田间散步。遇一同龄老人,互致问候后告知是张合志之子。不想对方仍对祖父近六十年前辛劳办学事记忆犹如昨日。令父亲唏嘘不已。

2009年在美国家中时,一儿时清华的发小从明尼苏达州专门来电话,讲到有朋自远方来,河南巩县人士石建民博士。闲谈中回忆起六十年代在巩县家乡上小学和中学。有位谪贬回乡的大学教授,逆境中仍不忘在乡村办学育人,启蒙农家子弟。举手投足,总有知识分子风范,印象极深。虽离开家乡读大学,后留学美国至博士,始终不能忘怀。感叹世风不古,当今还有多少诗书之人有如此的抱负和豁达的胸怀。“老师的名字是张合志,儿子在清华大学当教授!”

我前不久与建民兄通电话问候。他提起两件有关祖父的旧事。当时生产队订有一份《人民日报》,每天要有人到一,两里外的大队部(?)去取。不知是惩罚还是别的,这任务交给了祖父。现在想象,就像一道风景线: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农,每天取到报纸后,一边走一边看,到目的地时刚好看完。被人看去是惩罚的差事,祖父却乐此不疲。不若此,他哪有权利看到报纸!

建民的姐姐极聪明,六十年代时小学念完考上公办初中,学费,生活费国家一应包揽。这在当时的巩县乃至各地的乡村,属凤毛麟角,千里挑一。但乡下大多数孩子上完小学就没有机会继续读书了。家乡生产队的干部有远见,把一处土坯结构的牲口棚改建成教室,三面墙刷白灰,一面墙刷黑油漆当黑板,摆上桌椅,就是学校了。然后找到戴罪之身的祖父,委以校长,又聘了另外一位老师,学校就开学了。据建民兄回忆,学校学生最多时逾百人。多少平民百姓的孩子受惠。不幸,民办学校在文革中夭折。祖父对这段经历没有留下片言只字。感谢建民兄卓识且强记,至今不忘祖父在逆境中对社会最底层的乡村少年所作的微薄贡献,才使这段祖父在服刑期间曾重执教鞭的历史不至埋没。巧的是建民兄的夫人当年师从著名化学家,科学院院士吴养洁教授在河南大学读硕士。吴先生居然是当年父亲的中学好友,还记得父亲高分考进大学的旧事。

2000年,张家4兄弟的后代集资,在家宅的后山上,立了十块两米高,半米宽的石碑,纪念上四代先人。我祖父祖母的那块碑上刻着这一支四代人的名字,包括我的女儿和儿子。孩子们在美国长大,我们中文教育失职,他们中文讲的虽然流利,可字识的不够一筐。但能认出碑上自己的名字。很得意,算是认祖归宗吧。七婶说我们张家这块坟地,稳坐在半圆沙发椅型的坡地里,前方开阔望出多少里外,是特别请的风水先生才找到的,保佑张家的后人都能像先人一样“有出息”。说着,指指紧邻的一组碑,说别人都羡慕我们家的风水,“往咱家挤呢。”我们听了笑笑,能理解老一辈人认命服天的传统。

小记七婶

七婶今年七十多岁了,一米五的小个子。出身贫寒,嫁到成份“高”的张家50年,认命嫁鸡嫁狗。家里家外都是她操持出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地护着张家在大历史的动荡中生存。2006年和2012年,母亲、父亲两次骨灰安放,从安排戏班,到指点乡间葬仪规矩,到指挥厨房(全村人都来帮忙和吃饭),到夜里守灵(河南一月份夜里零下五度,陪着我和妻子围着个小火盆在大棚里通夜守灵),到骨灰埋放,事无巨细,都是她一手操办。我们走的那天早上,她做我小时候母亲常做的河南手擀掃子面给我们吃。一边做,一边教给妻子,好让她回美国后自己也能做。面做好了,她站在旁边看着我们吃,嘴里不断地叨唠:以后常回来啊!七婶是个好人。

愿祖父在天之灵安宁。